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大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６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已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郞咸平：90年代中期的曲解造成今天的乱象——7月15日多伦多演讲文字实录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郎咸平：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郎咸平：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郎咸平：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郎咸平：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郎咸平：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郎咸平：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为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今天的电视媒体问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当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时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不签没事，一签就有事。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为汇率是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因为日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由全体日本人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呢？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那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不下来了，那么日本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叫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传统制造业大国，利润5%就了不起了。那么我们利润上升了5%以上，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又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出口创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家。我们把树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到最后你发现，你一旦给了大量的外汇之后，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央银行要抵制人民币升值，但是不是这样的，数字发展的很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民币升值是很可能的。做到这一步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行，出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告诉各位这么多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被彻底的驱赶。所以我要谈下面一个话题。
　　　　
　　　　那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那么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这里，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情，就是在座各位问郎教授，你认为亚洲各国哪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好？只要你们想到的一定是错的。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2000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看谁在执行？
　　　　
　　　　你要想想看，如果执行体制的是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想象改革的结果是绝对的悲观。就是前面讲的，在任何体制下，在美国菲律宾体制下一样这么做。所以你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解除腐败铁三角，中国会逐步走向菲律宾，不会走向美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往开来，那就是直接继承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跟发射火箭一样，火箭有三截，第一截过了是第二截。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必须结束了，否则的话就是腐败了。现在是到了点燃第二道火箭的时候，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这也是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方面。
　　　　
　　　　郎咸平：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那么我对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个人看法，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发展为纲，拨乱反正，拨阶级斗争的乱，现在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拨什么乱，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会。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我们今天真正做到的，不是看这个数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足点的平衡。
　　　　
　　　　所以我在此呼吁，呼吁什么呢？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讲到这儿，你们马上问我一句话了，郎教授，咱们是不是走回头路了？我们的市场化还要不要搞了？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一个你们会感觉比较激动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走市场化的道路”。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腐败铁三角哪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企改革、一个是房地产改革。国企改革从我呼吁之后已经产生了警惕。房产改革我在多伦多呼吁，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那么现在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之下，我们还要走市场化的路吗？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28年的改革开放，你认为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吗？我告诉你，绝对没有。我们是什么市场化呢？这28年，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化市场严重过剩。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加深改革，什么叫加深改革？真正走向真正的市场。为了阐释我的观点，我想用房地产的案例和各位说一个说明。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市场化理念？我想从地产的供给面和需求面来谈问题。
　　　　
　　　　首先谈谈供给面。什么叫做楼市的供给？它是长流程管理，加上两个核心资源。哪两个呢？一个叫土地开发权：一个叫做大额贷款，就是银行信贷权。
　　　　
　　　　那么这些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上。那么长流程管理，就是从立项到开发等等据说有100个公章要盖。所以楼市的供给面根本就是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个供给面。看长流程管理，100个公章都需要政府来盖。你知道一个公章多少钱吗？以前请吃饭就可以，现在不行。这个价码是水涨船高，越来越高，几万都不行，现在要几十万才可以。100多个公章，你加加，看多少钱？不得了了。政府大量参与，使得贪污的成本大量的升高。
　　　　
　　　　所以你看，原来房地产供给是一个完全没有市场化的，市场化是严重的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快的给你讲一个案例，因为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国内发展，因为你们对国内市场发展有一个了解，但是我还是讲股市是比较担心的。
　　　　
　　　　那么看看地产的违规操作，中国地产违规操作分为三个方面：包括非法土地的操作、代收税、非法的土地开发。没有公开竞价，全部都是私下协议。
　　　　
　　　　第二是以代征税方式逃税，上海市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微妙的，就是交成交税。那么上海市税务机关对于收税机关很奇怪，不要多收税、不要超前，这是腐败政府的奇怪现象。代征税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餐厅，由于你的成本难以核算，那么对于这种企业，按照规定是以代征税来做。上海房地产以代征税的方式来做，收7.24%的营业税。
　　　　
　　　　按照我们的资料显示，除此之外，上海市的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等于逃税天堂。所以你相信不相信2001年之前，上海市最大竞争优势是低税率，这么低的税率，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2001年，中央政府在其他省份的压力下，不得不要求上海将承包税拿出一部分支持西部大开发。所以朱熔基搞了分税制，国税和地方税增加。
　　　　
　　　　那么最有趣的呢，就是违规的资金操作，这种现象在中国遍地都是。这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什么叫做违规的资金操作？上海市具规模的地产商500家，资金回报率等于150%这么高。比如你买土地，好了，你钱不够富怎么办？拿不到土地证就办不了银行贷款，包括土地证、建设证、开工证你没有不担心的，上海市政府会帮你忙，你给政府的钱，政府补偿金占7成。那么这个30%里面就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现象不但在上海有、新华社在三天前也公布了一个，也是一样。实际启动资金只有1000万元，但是最后的收入是5.6亿元，是一样的。这个和地方政府的勾结，上海市这个案例可以用到全国都行得通，这是新华社三天以前通告的。那么这个资金不足怎么办呢？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地产商钱不够怎么办？提供委托贷款给你，你买土地钱不够，上海市政府把钱借给你，拿到这个土地证了，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了。那么这个钱来自哪里呢？来自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金等等。这个钱属于全体老百姓，图利谁呢？图利某一些资本家，这就是“以钱为纲”的改革。
　　　　
　　　　如果实在没钱怎么办呢？这家国资公司，他们出80%的钱，地产商出20%的钱，那么项目完成以后，把80%的钱还给国资公司，顺便给一点利息。那么这样的操作几乎用于全中国。地价越贵，GDP越高。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严重不足的市场，使得供应成本大幅度的增加，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买呢？你可不可以不买呢？那就是今天中国讲的问题，到底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投资机会的国家，你除了炒股票、买房子以后，你没有机会投资。如果你是一个餐厅老板，你赚了钱之后，你敢不敢开第二家餐厅，你想做什么？更有趣的是有钱也不敢投资。问国内的企业家学生，问他们有钱干什么？跑到加拿大办绿卡算|了。为什么呢？不放心，怕再投资下去，钱收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很多优秀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相当的短视，不是不想投资，而是投资环境恶化。所以大家注意，一个新观点出来了。
　　　　企业家该投资不投资的钱，配合上贪官污吏的赃款，配合上国外的热钱，再加上社会上各类的游资，这四类形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虚拟资金。这个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那么这个虚拟资金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监管。那么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中国股市这么热？原因就是这一部分的虚拟资金打入股市的结果，股市利润不高，那么打入楼市。
　　　　
　　　　成都购房的外来资金占了50%，所以房价高。重庆的外来资金是10%，所以房价低。虚拟资金来得时候是不可预测和控制、不可监管的。虚拟资金打入了重庆，重庆搞了一个项目，房价开始蠢蠢欲动，急速上升。不是你想不想上的问题，而是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
　　　　这是一个现状。那么你说虚拟资金进入股市，股市很好，赚了钱炒房子。你们股市一跌的话，虚拟资金照样转入楼市基金。股市涨也好、跌也好，楼市都是一样的。根本无法预测、无法控制、无法监管的。那么这种现象不是靠所谓的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个怀疑，为什么在3月、4月、5月，当政府提出宏观调控的时候，利率上升，为什么利率上升，当天上午大盘跌一点，一到下午大盘马上上去，甚至更高。这和我们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知不知道利率是什么结果？利率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这样有更多的基金进入股市。
　　　　
　　　　把印花的税收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好像虚拟资金走了，走到楼市去了。楼市的价格大幅上升，无法控制。所以今天听我们这么一讲，在座每一位来宾都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呢？那就是供给面由于政府的垄断，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呢。虚拟资金横行造成市场化过渡，这两个扭曲在一起，老百姓再也来不及防止了。因为这种虚拟资金大量的进出，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中国最新的现象，房价特高。卖不出去，还不能买。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严重市场化过渡，可以解释中国所有的改革。举个例子，医改是不是这样的样子？你发现医改，你要搞市场化，很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以上海为例，包括长江医院、红桥医院等等。需求面呢，市场化太过了。所以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的垄断，配合随意定价，老百姓再也看不起病了。教改一样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是政府的学校，都是政府垄断的，拿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财政预算，是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随意涨价、乱收学费，又是市场化太过。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供给面，配合上严重不足的需求面，农村子弟上不起学。
　　　　
　　　　前一阵子各位关注国内的报道，吴敬琏教授提出火车票涨价导致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今天听完我的教授，你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你就知道谁对了。铁路也是一样，市场化严重的不足，需求面如果你允许铁路随意定价的话，一定定得高。又是市场化严重过渡，到最后老百姓火车坐不起。所以铁路本身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老百姓是对的，原因就在这里。通讯是不是？银行是不是？通讯我们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垄断。在中国打手机双方收费，你打来我还要付钱，为什么呢？所以中国银行的需求面也是过渡，怎么过渡？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原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市场化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和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房，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扭曲造成前面的现象，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完全是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原来我们未来的路，要摆脱这样的扭曲市场，走到真正的市场才行。如果走不到呢？如果市场供给面还是垄断呢？那么你在需求面，就应该控制价格了。就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郎咸平：那么最后一个课题，我要跟各位谈谈，我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切的。为什么中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呢？和我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数据。去年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果农产品丰收的话，粮油价格应该下降才对啊？是吧？可是我们竟然发现，这种经济理论中国不能用的，还都是相反的。所以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你发现粮油价格大幅上升、上升幅度高达10%到20%，我想请问为什么？那么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又在胡言乱语，说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胡说八道，根本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腐败。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各行各业只要跟腐败有关系的，一定是欣欣向荣。跟腐败没有关系的，一定都是萧条的，很有意思的。
　　　　
　　　　这是我给你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你们听，你们看今天国内的报纸，问某某经济学家，现在是萧条还是膨胀？如果他的答案是萧条、或者是膨胀，下面不用看了，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体系，它是萧条跟膨胀同时存在的。和你们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就是萧条。
　　　　
　　　　那么中国是哪个部门萧条？那个部门膨胀呢？和腐败有关的都膨胀。比如说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股票这个都是通胀部门。那么萧条部门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什么养猪的了都是萧条，干部对猪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么是这么一个二元经济体系。那么如果你是这么一种二元经济体系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可以向各位解释，为什么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容易失效。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央银行提升银行利率0.25%，你知道对过热的部门是什么情况吗？这些过热的部门，很多都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房地产，他们对过热绝对不感兴趣。
　　　　
　　　　所以在膨胀的部门，你利率调高了以后还膨胀。萧条部门就不一样，萧条部分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向银行借不到钱的，他们的金融是通常的黑市。黑市是非常敏感的。当官方利率提高0.25%，黑市利润提高4倍，提高1%，这是什么结果呢？进一步打击了本身比较萧条的部门。利率一调整以后，膨胀的部门更膨胀，萧条的部门更萧条。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讲到这里你就清楚为什么宏观调控没有用了。一个政策很难同时管膨胀、同时管萧条，没有这样的政策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膨胀部门虽然占的总量不是很大，可是他把资源大量吸收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膨胀部门跟贪污部门有关，把我们的社会资源大量引入到了这个部门。其他的部门缺资金、还缺投资欲望。所以既缺资金又缺投资欲望。所以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虽然粮食大涨、粮食丰收，可是由于萧条部门需要资金，政府加印钞票造成了全面通胀。因为粮油价格上涨20%，当我们中国老百姓每吃一口饭，就要给贪官污吏买20%单，你说惨不惨。今天不是说中国老百姓要不要反腐的问题了？要不要配合胡温新政了。鸡蛋价格上升37%，猪肉价格上升26%，那么我们看这个猪怎么回事？为什么猪肉价格上升这么快？最近报上出了一个笑话。洞庭湖有水患，老鼠全出来了，所以老百姓说猪肉买不起了，我们就吃老鼠肉吧，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为什么猪肉要上升呢？第一个是猪瘟。第二个就是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高。还有就是把大猪杀了之后，没有小猪，所以产生了猪肉荒，所以产生了猪肉价格上涨。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个体系，大家对于实实在在投资信心不大，他愿意拿这个钱去炒股票有兴趣。
　　　　
　　　　如果你连四个月猪你都不想投资，你说我们的投资环境能不恶化吗？各位你下次看到中国股票蓬勃上涨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乐观，而是更多的虚拟资金挤压出去了，一定是投资环境继续的恶化。那么在投资环境恶化的前提之下，更显现出胡温政府意识形态改变的重要，也就是要从过去的以钱为纲，改为公平、公正为纲。只要把投资环境治理好了，才能消除虚拟资金问题。才能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是全民炒股。
　　　　
　　　　那么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两税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就是内资和外资享受同样的税率，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世界五百强在香港发表声明，世界500强是这么说的，他说支持中央政府两税合一的决定，但是他们有要求，什么要求，各位知道吗？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很清楚，必须打破以钱为纲的理念，转到公平公正。这是世界500强的需求，只有转到了公平、公正、把基础打好之后，才有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以前，对于这类所谓的和谐社会我们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我们宣传部门理解不到位所至。各位听了我的演讲，我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公正、公平的需求，对于我们中国的未来，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呢，是希望我的演讲分成两段，讲一半休息一下，再讲一半。但是今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使我一口气讲到结束。谢谢各位

　　【按】 今天是台湾开放报禁二十周年！ 我们什么时候迎来这样的一天呢？
　　
　　只是昨天
　　
　　　　1985年12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北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深蓝。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召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对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龙应台这类××××，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 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等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50年代有“自由中国”，60年代有“文星”，70年代有“大学杂志”，而80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怖，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三年过去了。台湾社会在十三年中脱胎换骨了，只是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三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1985年3月何怀硕写道：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国家？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欺诈，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1997年8月20日《中国时报》社论写道：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80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80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只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嘭”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1984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只无心的火柴。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贯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人生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社会。
　　　　江南的政治谋杀、十信的金钱诈欺、玉米的食品污染都是动摇“国本”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曲在自生自灭。
　　　　1984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备军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1984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187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或看不到。党外刊物的斗争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楔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皇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浪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心底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最大的《中国时报》写到较小的《自立晚报》再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彻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炼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恶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其实亦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无法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为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写着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尔雅，谦和中不失锋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宴请结束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一文：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后的台湾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说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虚心地聆听，并且作记录。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1986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我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异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势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1985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10年后全变成了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80年代的想象力。
　　　　1987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90年代一一浮现。
　　　　1988年，我到莫斯科采访。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克格勃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会议中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1988 1年5月，我在北京看学生们静坐……
　　　　1988 1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啊。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90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能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来岁。
　　　　手边保留了50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17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者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暴雨砂石将屋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认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80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80年代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80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即将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了。80年代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方式为自己谋私利的行径植因何处？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三分之一带犯罪前科，又说明了什么？
　　　　于是卡尔·波普尔在1954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让制度达到个人期待的，最终必须是传统文化的支撑。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尔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揉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在党内依旧可以一言专断，而议会依旧可以拿公款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真正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攘攘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13年前，“野火”的作者相信“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13年后，她仍这么看吗？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80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90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服。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眩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眩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他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份、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80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弥尔，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1859年。
　　　　在1859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1859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我识见短浅，阅历有限。80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弥尔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是同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根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依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80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90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90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解放，竟然没有止境。
　　　　比较起来，80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90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80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90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当然不只是戒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共党政权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政权威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制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制。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自己的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1987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透的黑暗。

　
　　
　　Our Father All-Merciful!
　　Don’t abandon your own long-suffering Russia
　　In her present daze,
　　In her woundedness,
　　Impoverishment,
　　And confusion of spirit.
　　Lord Omnipotent!
　　Don’t let, don’t let her be cut short,
　　To no longer be.
　　So many forthright hearts
　　And so many talents
　　You have lodged among Russians.
　　Do not let them perish or sink into darkness
　　Without having served in Your name.
　　Out of the depths of Calamity
　　Save your disordered people.
　　
　　——索尔仁尼琴诗歌一首

　　
　　 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厅，俄罗斯国家奖颁奖大屏幕。
　　 那一刻，不但整个俄罗斯，而且整个天鹅绒弥漫过的东欧，整个良知人类，都在仰望，都在谛听——
　　 当一个苍老、疲弱、略微沙哑的声音在屏幕上这样响起：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
　　 这是索尔仁尼琴在他荣获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颁奖典礼上的录像主旨发言。早已只能轮椅代步的索尔仁尼琴，今年已经89岁高龄了，却以这种方式在接受颁奖的同时，如此深情、如此忧患、如此执着地以贯穿毕生的灵魂使命面对荣誉，面对他深眷挚爱着的同胞和祖国，面对彼此思兹念兹的文明世界和整个现代人类！
　　
　　 世界听见了吧？那个20世纪最伟大的生命依然这样活着！
　　 即使在“生命尽头”，那伟大的灵魂还是被簇拥在人类记忆、尊严、道德勇气和生命史的现代巅峰之上！那穿越世纪的忧患中所燃烧的人道光焰，还在温馨和照耀着21世纪人类的希望！
　　 是的，还是那个“人为至尊”的索尔仁尼琴！还是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的索尔仁尼琴！还是那个勇为赫鲁晓夫“解冻”前躯的索尔仁尼琴！还是那个被勃涅日列夫驱逐出境的灵魂坚守者的索尔仁尼琴！是叶利钦邀请他回归俄罗斯，面对休克中的祖国他却并不掩饰自己对叶利钦的厌恶；就是不几年前，索尔仁尼琴曾拒绝向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坚守和流亡，拒绝和认可，厌恶和热爱，都是同一个索尔仁尼琴，出于同一种祖国情结、悲悯情怀、人文使命和人格力量。他终于获得祖国认可或祖国终于获得他认可的深处，是同一个关于生命、尊严和爱的美丽故事——永远古老也永远年轻的故事。就像俄罗斯拥有他和他拥有俄罗斯，是同一种骄傲。就像他的获奖感言，不过是另一种情境下40年前在《古拉格群岛》卷首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难道不是吗？“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和另一个世纪噙着热泪凝视倾听着屏幕的人们，难道不是同属最尊严最灵性的生命？这位老人生命尽头的祈愿，和他上世纪中叶震撼世界的卷首献辞，怎能不是同一首歌——有人类史以来最凄美、最庄严、最宏大的生命史诗？！
　　
　　 历时9年、6年后在巴黎出版的3卷本1800页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既是一个坎坷、尊严而伟大生命的自传，又是极权嗜血岁月以千百计生命悲剧的特写，它和作者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来所有残酷的、昏暗年代的生命图景和人物一道，不仅把极权统治的暴虐和罪恶深深铭刻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更在暴力渊薮、两次大战、冷战霸权的世纪背景下，承续、熔铸、展现着俄罗斯民族伟大的人文传统、生命绝唱、灵性尊严和精神奇观。它们产生于历史、凝练于历史，又推动着历史，无愧是整个20世纪人类文化最伟大的瑰宝！
　　 而如今，在生命的尽头，老人不仅仍然拒绝遗忘，而且站在新世纪俄罗斯人文精神的至高呼吁全民族乃至全人类拒绝遗忘！是的，没有比这样的生命奇迹、灵性使命和人道执着更令族人、世人和历史感念的了——89老人依然在为半个世纪以前“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而“搜集“、而“推荐”、而“希望”、而祈愿——祈愿残酷的、昏暗的历史深处对生命的蔑视、摧折和屠戮，能够化作同胞们永恒的意识和记忆，以“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
　　
　　 致敬，这生命尽头的生命的祈愿！
　　 这“生命尽头”四字不仅听上去是多么令人酸楚，而且它们实际上也被大屏幕上那苍老、疲弱、沙哑的声容诠释着，但正是这烈士暮年的人性萦系、坦然和绝决最令人感佩万端、热血贲张——惟其生命尽头才正是生命的祈愿，唯其苍老才最执着、惟其疲弱才最真诚、惟其沙哑才最震撼的祈愿——生命对生命的祈愿啊！
　　 致敬，这伟大的生命奇迹和生命记忆！
　　 致敬，孕育这样的生命、珍重生命记忆的伟大土地和悠远传统！
　　 整整二十年后回归祖国，索尔仁尼琴首飞所选不是百万翘目的莫斯科，而是埋葬着他无数难友的西伯利亚——他要亲吻他苦难的记忆。又过了十三年，当铁腕冷面的普京12日在颁奖典礼上深情地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索尔仁尼琴在生命的尽头却依然故我，以生命和记忆的使命坚守着灵魂的位置和人格道义的完整性。在他的心目中，祖国与同胞、传统与未来、荣誉与事业以及来日无多岁月的一切，都是和残酷昏暗岁月以来对生命的记忆、珍爱、守护联系在一起的。这是20世纪最高贵的尊严和伟大的生命奇迹。
　　 致敬并衷心祝愿走过世纪的索尔仁尼琴老人百岁无恙！
　　 在我与世纪同样被震撼和感动的内心深处，烈士暮年正践履着的这生命对生命的祈愿，与其说是获奖感言或同胞赠言，毋宁视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生命致21世纪生命的赠言——文明高歌猛进的20世纪！生命创造的一切：从武器、体制、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成亿成亿屠戮、吞噬生命本身的20世纪！人类铸造着、拥载着极权又纷纷窒息于其中的20世纪！正因为记忆着生命、珍重着生命、才有阿尔法抗命“8.19”，天鹅绒荡倒柏林墙的世纪末的20世纪！就是这样的世纪孕育出自己呐喊生命的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对于战火依然、极权犹存的21世纪，还有比索尔仁尼琴穿越世纪的生命祈愿更庄重、更美丽、更悲悯、更深沉的了吗？
　　
　　 致敬，索尔仁尼琴——拒绝遗忘的世界伟大的灵魂！
　　
　　 索尔仁尼琴获奖次日于北京

纪念碑演说：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
　　　　　　
　　　　（译者按：本文译自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
　　　　　　
　　　　谢谢你们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请各位就座。爱德华兹博士，谢谢你的溢美之辞。还有兰托斯议员，再也没有比你更伟大的自由之友了；罗赫拉巴切尔议员，你也一样。捷克和匈牙利议会的议员们，大使们，尊贵的来宾们，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压迫的幸存者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能与你们在一起，我感到万分荣幸。（掌声）
　　　　　　
　　　　此时此地，在曾经抵抗邪恶和帮助推翻一个帝国的人们的陪同下，我代表美国人民自豪地接受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揭幕。（掌声）
　　　　　　
　　　　20世纪将被作为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载入史册。这一残暴时代的记录被铭刻在了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上。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一座纪念极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夺走了估计高达1亿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受难者的纪念碑。因此，我们在此集会，纪念那些消逝在共产主义的手里的生命，并为这座将他们的苦难和牺牲铭记在全世界的良心里的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
　　　　　　
　　　　建造这座纪念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在我们首都的落成是两个杰出的美国人热情和决心的确切证明。列夫· 杜布里亚斯基，他的女儿葆拉在这儿（掌声），请向你的父亲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还有李· 爱德华兹博士。（掌声）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挫折和挑战，但他们从未放弃，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听见了那些受难者的呐喊声：“请记住我们”。
　　　　　　
　　　　这些声音对所有人呼喊，它们不计其数。那些死于共产主义名义下的冤魂的绝对数目骇人听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确切的计算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学者的研究估计，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夺走数千万人生命，在北朝鲜、柬埔寨、非洲、阿富汗、越南、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
　　　　　　
　　　　在这些数目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个家破人亡、梦想破碎的人性故事，他们的生命被那些追求极权主义权力的家伙无情地消灭。其中一些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是世人皆知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劳尔· 瓦伦贝格的瑞典外交官，他从纳粹分子的手里解救出了10万名犹太人，却被斯大林密令逮捕，投入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在那儿他人间蒸发。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波佩卢兹科的波兰神父，他让华沙的教堂变成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分子的避难所，但最终他惨遭秘密警察的绑架、殴打并被淹死在维苏拉。
　　　　　　
　　　　这些牺牲者的幽灵常徘徊在历史当中——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们从来无从了解所有遇难者的姓名，但通过这个神圣的纪念碑，无名的受难者将被祭献于历史，被世代缅怀。
　　　　　
　　　　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对那些死难者负有义务，去铭刻他们的生命，尊崇他们的记忆。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记述了共产主义无辜的无名受难者，他们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再也不会被遗忘！（掌声）
　　　　　　
　　　　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记录下20世纪的罪行，并保证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回顾冷战的重大教训，那就是：自由是宝贵的，不可随意被剥夺；邪恶是真实的，必须被遏制；邪恶一旦得到机会，受到残忍恶毒的意识形态驱使的人就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扼杀千百万人的生命。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教训极其重要，因为给20世纪带来生灵涂炭的邪恶和憎恨今天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在2001年911事件中看到了这张面孔。同共产党一样，那些袭击我们国家的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都是冷血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鄙视自由，压制异己，野心勃勃，谋求建立极权统治。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相信，可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实现他们激进的目标。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对自由人民不屑一顾， 声称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懦弱的，声称我们缺乏捍卫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同共产党一样，那些暴力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注定要灭亡！（掌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自由的事业，我们将确保，未来的美国总统再也不会站立在今天这个地方，为21世纪被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谋杀的上百万人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我们相信自由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自由战胜了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和恐惧。爱德华兹博士说里根总统去过柏林。他清楚记得里根总统的演讲。他说：“推倒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墙倒了。中东欧的人民终于从令人窒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恰逢里根总统演讲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为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这座纪念碑反映了我们对自由力量的信心。
　　　　　　
　　　　设计这个纪念碑塑像的人们完全可以为这个场地选择一个描述镇压的形象，比如曾隔离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复制品，或者冷冰冰的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或者白骨堆砌的红色高棉杀人场。然而，设计者选择了一个希望的形象—— 一位女神手持自由的火炬。她让我们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也让我们想起了战胜共产主义的力量。
　　　　　　
　　　　正如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提醒我们，自由之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她是一盏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义分子或专制暴君扑灭的明灯。她提醒我们，只要屠杀上千万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只要其仍在苟延残喘，那么与这股比死亡强大的力量作斗争将继续进行。（掌声）她提醒我们，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掌声）
　　　　　　
　　　　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为这座纪念碑，为自由事业作出的贡献；我感谢你们为保存死于共产主义恐怖统治的受难者的记忆作出的贡献。愿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灵魂安息吧，愿那些继续遭受共产主义苦难的人们寻找到他们的自由，愿给予我们自由的上帝保佑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吧，保佑来参观她的所有人。
　　　　　　
　　　　上帝保佑大家。（掌声）

良知的声音那样微弱，而易于被忽略；却又那样清晰，直接透入心底。---题记
　　
　　一
　　 刚刚过去的6月12日是世界无童工日，如果按中国的劳动法，“童工是不满16岁的劳动者”，那么这一天，很多心一定彻痛难平，很多灵魂一定在挣扎着呐喊。或说这痛苦和呐喊，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也决不仅仅是在我说的这个地方，—我也只有先说说这个地方的故事。因为冰山只露出了这清晰的一角，还有太多太多，何止十分之九，藏在幽暗的海下。
　　 一个孩子，从十多岁开始“上班”，在一个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每天14个小时从事重体力劳动，住窝棚般的小黑屋，吃猪狗食一般还未必能吃饱的饭；门口有狼狗看守，监工拳打脚踢、棍棒皮鞭乃至用烧红的砖去烙；没有任何工资，伤病无法得到医治，情况严重的被直接活埋……甚至在他们的队列中，还有女孩子，白天干同样的苦工，晚上被迫作男“同事”和打手的“慰安妇”。
　　 他们是什么人？我不愿想明白，也不想说清楚。我宁愿他们是数千年前的奴隶，然而他们是今天的孩子。本该是在黑暗时代才有的场景，就在离我敲打键盘的双手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上演着。
　　 那些祖国的“花朵”，你们的泪水还有吗？你们的灵魂在哪里？你们究竟活在夏桀商纣的胯下和坟堆里，还是活在某个新时代的阳光之下？
　　 罄竹难书，惨绝人寰，这是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再三克制依然忍不住装上的标题。我想，就算是把康熙字典中所有的生僻字眼全都翻出来，也不足以形容这种直入骨髓的残忍与罪孽。他们在吃人，比食人生番宰得更细、吃得更香，只差啃着人骨头。
　　 不由想到了一个熟悉的字眼，人权。有人说这是一种特殊的作物，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场所获得了特殊的高产，超过其他所有地方成千上万倍。看看这些孩子，他们的遭遇就是我们自诩的“高产作物”吗？连生命和自由都没有，谈什么“公民”，谈什么“基本权利”，谈什么“尊重和保障”？连人权都没有的人，到底还有什么？接受教育的权利？财产权？选举权？简直荒唐得可笑。
　　 这是孩子们生存的世界，也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我曾以为这是祖辈们终其一生奋斗换来的天堂，我以为这就是“富强、民主、文明”的天堂，然而我现在明白，它还不是。只有死去的人才会在天堂找到安宁，我们的身体还没能完全从地狱脱出，只看得到遥远的一线阳光—就是这一丝光芒，被人误认作了天堂。地狱，从来都被吃人者贴着“天堂牌”的标签。
　　 每1万块砖，市场价2000-3000元，窑主付给工头360元。只要有些人超强度地贡献自己的劳动和生命，就一定有人在廉价地收购这些血汗。从这些砖窑，我们看到了一种血腥味十足的流动方向。
　　
　　二
　　 我把这故事用尽可能简短，然而沉痛的方式告诉了一位朋友。沉痛，我觉得不算过分。他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很正常”。
　　 这样回答的人不会只有他一个。我们经历的苦难毕竟太多：今天爆炸一个煤矿，明天出事一个炼钢厂，后天又有女子在银行被杀……如果是我们的祖先，恐怕多如牛毛的洪水、干旱、饥荒……更会像刀子一般攮着他们的心口。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天生地学会了给自己穿上盔甲、戴上面具，用冰冷的眼神看着那不属于我们的苦难。
　　 那冰冷的眼神在苦难的主人看来，却不啻是攮着心口的尖刀。
　　 鲁迅称之为“看客心态”，朱建军称之为“冷漠麻木”。许多缺少同情心的行为，伤害别人的行为，我们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换一个朋友，或许还会嘲笑我的“愚蠢”和“不务正业”，然后继续埋头准备四级、考研、工作、恋爱……比较愤怒的青年，大概还会痛斥我“看不起中国人”，扣一些“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给我。
　　 我们在追求“正道”，在计较月终能拿到多少“薪水”，在意淫中和某个永远得不到的人结合。我们学过太多的大道理，我们能做太多的大事，上能一口气吹灭太阳，下能修齐治平、贞烈仁义，唯独无法留一点可怜的关怀，唯独没有能力去爱，唯独没有装着爱去生存。
　　更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不觉得我们如何冷漠和麻木，实际上这正是我们麻木到极致，连感受自己的能力都已丧失的表现。
　　 冷漠是会害死人的：害死别人之后，就轮到我们自己。身处围观者的重围，没有一个人不会觉悟，何不让这觉悟来得早些？如果说他们是暴虐而残忍的吃人者，我们则是那些冰冷的吃人者。我们冷漠的时候，我们嘲笑的时候，我们轻蔑的时候，他们已拉着我们坐下，共享着同样一桌孩子的筵宴。
　　
　　
　　三
　　 几百个家长的泣血呼救，上千孩子身陷黑窝的惨剧，记者的报道和呼吁……终于有些人被惊动，“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一俟领导批示，山西省的领导迅速作出了反应，然后是县官、村官，其效率之高，简直让我们对其另眼相看：调查组去了，赔偿金发下了，被解救的民工送走了，报告写出来了……
　　 小时候总会跟着家人看新闻联播，看完新闻联播看焦点访谈。印象中，焦点访谈时常会曝光一些问题，然后没过几天新闻联播就会报道：“我台X月X日焦点访谈报道的X问题，引起了中央X领导高度重视……”然后就是“包青天再世”的故事，积压的问题终于找到解决的希望。
　　 这一次呢？依然是“焦点访谈”般的曝光，依然是雷厉风行的做派。然而没有曝光之前呢？一切都在某种沉默中，等待着，爆发或是灭亡。有些也许真的灭亡了，永远都没有机会再以真面目示人；有些，诸如被解救的民工这般，稍稍幸运，却也不过“结算工资，每人1000元补偿”。
　　 黑砖窑的窑主，是村干部的血亲。仅此一句，我们就不难明白，这只是地上的又一座小煤窑！什么“每死一名矿工赔偿20万元”，什么“让煤矿死不起人”，统统见鬼去吧！许多小煤矿的尸体，是直接装进麻袋丢在黄河中的！这里的“小煤窑”不也就是活埋，不也就是每人1000元吗？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解救的民工，许许多多没有被打掉的砖窑，赔偿金不过是冰山一角，怎能不让那些人继续铤而走险，怎能不让他们继续游击战下去？所谓“若有300%的利润，它就敢于冒着上绞架的风险”！
　　 当然，作为山西长大的人，我决不怀疑山西省彻查此事的决心，也决不怀疑这件事会有个彻底的交代。脸上挨了如此响亮的耳光，没有谁可以坐得住。可是上级在震怒、严查、法办，下级在搪塞、推诿、做帮凶……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在打官腔，为什么唯独没有人羞愧？为什么唯独没有人引咎辞职？何况这所谓的“负责”不过是甩手掌柜的生意：被打成痴呆的民工，揣着不多的血汗钱，由老乡带回原籍！他们能否回到家乡，能否找到家人，一概不管！看来用冰山一角买个“保持沉默”的万利买卖还是做成了，可怜的民工就这样被打发走了，而乌纱帽呢？继续权钱交易的权利呢？一概是个未知数—他们还一度大放厥词：“不是你家的人就别管”“我们是做慈善，免得他们冻死饿死”；事后砖窑和许多证据也被及时销毁，始作俑者大概也不难猜到。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帮民工讨工钱”的总理能否管得过来、能否顾得上管，但如果事无巨细一概“丞相躬身”，就是有一百个总理在，这样的小砖窑也依然会生意火爆，并且大多能经久不衰。缺少百年老店和一贯传承的中国，倘若这样的小店开起了历史，不知会是对么绝妙的一种讽刺。
　　 太多的人戴上了面具，太多的人念着档案柜里发黄的发言稿；还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人在等待。面具的背后是否有哪怕一滴泪水，我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但不管怎么样，我愿一跪以谢罪—如果我还有资格跪这一次的话。
　　真的，有很多人应该下跪，不止是我。
　　
　　四
　　 我们都是那该下跪的人。
　　 一个人的罪恶就是所有人的罪恶，一个黑点玷污的是一块白墙。墙上若有一块污点，人们只会惊呼它的肮脏，而不会夸赞它的美丽；同样，有一群丑陋的人在，人们只会说那是“丑陋的中国人”。哪怕那真的是“少数人”。
　　 何况，我想还是多数。
　　 罪恶发生的地方，恰好是洪洞县，那里每年都有无数声称“华夏血统”的善男信女前往祭拜，据说那大槐树下，深埋着我们许许多多人的，祖祖辈辈的根。
　　 那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辈。那里的人在吃人，我们就无法逃脱吃人者子孙的命运。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在这样的惨剧面前沉默；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决不会在此时此刻破口大骂或极力粉饰。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依然野蛮，那些粉饰暴力为“慈善”的人依然愚昧，面对野蛮和愚昧口诛笔伐虽未见得是什么高明之举，却是发自某种良知的觉醒。真正使我们卑鄙的是假扮的愚昧和对野蛮的默许，是那种在被野蛮、被愚昧的历史中积淀出的自我野蛮、自我愚昧，那种近乎自虐的沉默和对事实的歪曲。我们在用漠不关心吃人，在用怒斥、否认和茶余饭后的闲谈吃人，更在用“你又替政府难过还是替家属难过”的嘲笑吃人。
　　 刀口的血还没有干，蘸了血的馒头在垃圾堆旁还没有腐烂。在自摸中“说不”并假装要“高潮”的人依然醉生梦死，依然高唱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吃人者配拥有什么？将人看作动物、将人的世界看作冰冷的丛林、将自己看作“更平等的众生”，那种令人作呕的姿态和伪装高潮的叫声？统统见鬼去吧！
　　 让几件破衣服见鬼去吧，让“天朝上国”的美梦见鬼去吧，让“人人读经”见鬼去吧，随着可怜的、虚伪的“民族自尊”“主体民族”“五千年文明”和“灿烂辉煌”都见鬼去吧。当我们还在吃人的时候，我们就还是那奴隶时代的蛮荒人种；当我们忘记了吃人的历史，我们的心灵就还在黑暗中摸索和行走。只要我们还是吃人者的子孙，我们的血液中就注定还流淌着愚昧、野蛮和罪孽。除非我们怀揣着火种前行，除非那火种有朝一日聚成了尊重并敬畏着的火焰，那才是我们的“富强、民主、文明”！除此之外，一切都没有选择！
　　 也许我们无法点燃圣火，但至少让我们做个保留火种的人。我不为政府担忧，也不为祖宗担忧，我只为自己的孩子担忧：我的孩子也会活在同样的世界吗？他是否会见闻人性中最原始的野蛮与黑暗？是否会成为一个牺牲品—同时也是一个缔造者？救救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注定了要成为筵宴的菜肴。别让他们成为那缔造者，或牺牲品，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哪怕一个最狭隘、最自私的人，出于最狭隘、最自私的动机，让自己不再麻木下去的、最后的借口。
　　 我们是吃人者的子孙，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做吃人者，也能选择不做吃人者的父母。也许，这子女们，终于还有不做吃人者父辈的希望。于是在彻痛中，在呐喊中，我选择下跪，而愿抛去些所谓的尊严。这是一种耻辱，然而这耻辱越多，却越能发觉遥远的地方，那微微的一点希望。
　　 2007-6-15于太原悟吾轩

        我觉得杂金大侠的小说中最具处女座特质的是刘正风，刘正风在金盆洗手之前是衡山派掌门，在这之前刘正风丝毫没有过人之处，给人感觉塌实稳重，武功也算不得顶尖高手，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他跟衡山派莫大先生比起来无论武功还是那洒脱不羁的剑客形象，刘正风都只能作为无数庸庸碌碌的一派掌门的形象而成为莫大先生那种名士风范的陪忖。　　 

        可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人嗔目结舌，就是这个规规矩矩一副老实像看起来还有点古板固执的掌门人竟然跟人人得而诛之的魔教长老曲洋是生死之交，两人琴箫唱和，有伯牙之遇子期之感，以至于令狐冲看了大为感动，为他日后能够顶住压力跟同是魔教妖女的任盈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范本跟暗示。并且刘正风为了那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所谓“知音”之间的“感情”，竟然可以让全家人一一死在左冷蝉手下，而自己也以死相殉，令人扼腕嘘唏感慨不已。天下人都不理解刘正风，即便很多同情刘正风的大侠，即便令狐冲，即便是莫大先生也无法理解刘正风那种情怀，至多把他想象为一个为了不出卖兄弟而家破人亡的血性汉子，一个宁折不弯的正人君子。　　 

        金大侠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能够把人物写的栩栩如生，我怀疑他老人家一定研究过心理学行为学下至星座命理之类的书，往往我们读罢他的书，抬头一看，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往往不经意间就似乎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点书上众生的影子。　　 

       而刘正风更简直是处女座人的翻版经典之作。处女座的人大都看上去平平无奇，给人庸碌无为，忠厚老实的样子，放在哪里都不起眼，但是就是这么一种人却往往能够通过自己努力爬到一个不错的位置，拥有一个稳定看来幸福的事业甚至家庭，一切应有的一切。他们努力的时候没有人去关注，一方面是处女座们太不起眼了，一方面是人们潜意识里觉得这种人就应该这样子，他们成功的时候也没人觉得惊讶，一切都仿佛顺其自然，处女座当官是最典型的那种尸位素餐型的，当然这是给人的第一感觉，总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不太像有多少能力的，但马上又会回复平静，自己对自己说，世上当官的不都是如此。刘正风给令狐冲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此，　　 

      可是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最庸俗的人，这样一种人家都只认为注重实际看重物质的人，只是想要老婆孩子功名利禄的人却很少有人愿意或者看穿他的真正的心中所想。处女座是追求物质，没错，但是别人不知道，处女座拥有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优点，那便是适可而止之心，别的星座大都欲壑难填，但大家都认为重物质的处女座却多数能够在物质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刻能够安然享受而不再上下钻营。一心想当五岳盟主的左冷蝉定然是天蝎座的模范，而作为衡山派掌门的刘正风却在成为一派之主后安安稳稳的守着自家门户，心中想的却只是早点退休然后可以跟他的曲洋曲兄一起笑傲江湖！　　 

       每个处女座心底都埋藏着一个人世间的人大多无法理解的想法理念与梦想，并且保证不同于流俗一旦有朝一日露布天下必定惊世骇俗。正因为处女座有这一片禁地，所以处女座被人叫作闷骚男，处女座抱定那理想，只有他们自己才悠然心会的道理准则而成为最接近神的人，最纯洁的人，如受贬下凡的天使占据了凡人的躯体，是以处女座被很多人认为虚伪，伪善，那是因为处女座根本不想插手这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林林总总，他们只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在扮演一个令他们从心底厌倦的角色而已，甚至这人世间的所谓善恶有时候在他们眼中也是无聊至极的东西，而只是一种不得不行的道具台词而已。也许在他们心目中善与恶根本对他们毫无意义。　　 

       是以处女座给人的感觉总是觉得很冷漠，那种冷漠不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是一种异类之间的陌生感与天然距离感，非此类的即便亲如妻子儿女父母也无法接近一步。处女座因为这种旁观者清的天然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对世间的尔虞我诈洞若观火，这是天赋使然，其他的星座再智商多高人情怎么练达，却往往身在局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摆脱不了注定的缺陷。　　 

       处女座好静，试想你一个人到了爪哇国听着一群唧唧呱呱不知所谓的土人日夜在你耳边聒噪你会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处女座虽然能洞悉天地玄机但要让他去应付这个世界没完没了的俗务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如我们可以轻易的预测蚂蚁的行进规律，饮食习惯，但是要我们去当一只蚂蚁并跟其交流那是如何令人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所以很多处女座的人往往给人的感觉是深沉练达一如先知圣人，但是见个陌生人说几句 话却笨拙的犹如一个小孩子！　　 

      处女座很多都戴着面具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试图学习为人的准则，他们为善就坚持善的原则，他们为恶就坚持恶的原则，永远中规中矩不会缺斤短两。他们行事方式追求直接简单而有效。就如你明�